周平雄：“難道不是這樣嗎？”

柏舟說道：“當然不是，歷史上有很多區域重商的風氣比歐洲更濃厚，可是他們並不能僅僅就因為重商就能邁進工業時代，就能進入跨入現代文明的大門。阿拉伯半島多數區域都是沙漠，無法從事農業生產，這讓阿拉伯人不得不靠經商來生存下去。可是阿拉伯人並沒有因此就萌芽出什麽資本主義。有的時候，過分的重商，甚至會帶來災難。”

周平雄冷笑道：“有這種事？願聞其詳。”

柏舟說道：“中亞的粟特人，有著比阿拉伯人更久、更深入的重商傳統。甚至可以說，粟特人是全民皆商，經商的意識深入他們的骨髓。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脫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學成了更須獨立生活。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官府。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

“重商的確讓粟特人善於致富，但這種金錢至上的理念，也對粟特人的精神、性格產生了很多負面的作用。

“玄奘曾游覽中亞，在他的《大唐西域記》中對粟特人的精神面貌有過如下描敘：‘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粗弊。’玄奘說粟特人貪得無厭、怯懦詭詐、多欺多誆，並非汙蔑。

“為追逐利益不擇手段，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

“粟特人還善於投附一定政治勢力，並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例如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西魏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艷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護、康感官拜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其例不勝枚舉。憑藉官員身份或投依官府，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是得心應手了。

“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當覆雜，佛教、襖教、摩尼教皆擁有其信徒，例如華嚴宗第三代宗師賢首大師釋法藏就是康國人，曾與玄奘同參譯事。回鶻皈依摩尼教亦賴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經商牟利。信仰龐雜，正說明了粟特人沒有真正的信仰。他們所謂的信仰，不過是想要利用宗教來掩護商業活動罷了。

“總結起來說就是，重商的粟特人，真正的信仰是金錢。宗教、政權都是他們利用的工具、是他們追逐利潤的幌子，他們販賣人口、父子爭利、放高利貸……，簡而言之，為了賺錢，他們不擇手段什麽事情都願意做。在這樣的傳統和文化環境下，粟特民族始終無法養成忠孝、團結、仁義、誠信、禮讓、廉恥、勇敢等等可貴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正是造就一個強大、穩定的國家所必須要的精神材料；所以粟特人乃至後來的一些極度重商的中亞民族，始終無法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帝國，即使能建立國家，多數都如泥沙築成的堡壘，不堪一擊，也不耐久；原因無他，如孟子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粟特這些極度重商民族，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市場，所有人都在互相征利，這種情況下怎麽能建立起強大持久的國家？所以結果就是，這些極度重商而沒有農業作為根基的民族，幾乎沒有一個能建立起百年以上的政權，只要周邊民族一崛起，這些重商民族幾乎都逃不過被征服被奴役的命運。因為無法建立起強大的國家，這些民族雖有財富卻沒有家園，很多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或者融於其他民族國家之中。世人一說起東方大地，說起長江黃河流經的地方，一下就會知道，這是中華民族的家園，這是中國人地盤。歲月悠悠，千載之下，我們還在這片遼闊富饒的土地上。極度重商的粟特人，他們現在又在哪裏？”

周平雄說道：“你前面說春秋到戰國到漢武時期，各國因為經商而至富強。現在又說重商的粟特人沒有凝聚力，你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柏舟說道：“你的理解能力實在堪憂。我反對的是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認為春秋戰國到漢武時期抑商為主要經濟政策，一種認為只要重農抑商就是所謂的維護封建小農經濟扼殺資本主義萌芽。我再重申一次，春秋戰國到漢武時期，一般是農商並重；在一些特殊階段實行重農政策的原因我上面已經提到過，並非是因為維護小農經濟。

“歷史是極其覆雜的，我最反對的就是用近現代的理論隨隨便便去解釋過去一兩千年前所發生的事情。更討厭用現代的價值尺度去衡量古人的行為並且做道德審判。現在一說起古代帝王實行的一些經濟政策，總是從階級剝削的觀點來論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古代所有的帝王都是剝削階級，是道德上的罪人；既然帝王是道德上的罪人，那為帝王工作的文臣武將也統統都是為虎作倀的壞蛋。”

周平雄說道：“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研究歷史難道不應該以人民的視角來進行研究，嗎？”

柏舟說道：“歷史可以有很多種視角。如果認為兩千多年前的帝王和文臣武將都不是人民，將他們放在人民的對立面，認為他們是歷史的罪人。那誰是正義的呢？人民？帝制當然有它的時代的局限性，可是在當時來說，帝制，也就是以皇帝為核心、高度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在歐洲進入現代社會之前，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一種政治模式。東瀛荒島、中亞沙漠、非洲熱土、北方大漠，人家倒是想用這種制度來治國，可是他們有嗎？不然為何日本人要拍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不然為何外族入侵會被中華文化同化？既然這在當時是一種最為合理的政治模式，既然帝制是歷史的必經階段，那就不能將這種政治模式下的治理者簡單地認為是剝削者。你不可能要求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就一步跨入社會主義，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一個民族的過去，就好像一個人的過去。我們幼年時期是無知懵懂的，我們童年時期頑劣調皮，有很多缺點，也許幹過很多錯事，但是這都是我們成長的必經之路；將一個孩子所犯的所有錯誤都上升到罪惡的高度，用成人的行為標準進行道德審判，本身就是荒謬至極的。不過我想不明白，為何現在的歷史教學，現在的歷史教科書，總是以這種荒唐透頂的理念貫徹始終。”

“你你……，簡直狂妄，最大，胡說八道……。”周平雄的臉色漲得通紅，可是又駁不倒柏舟，只好拂袖離去。

周平雄前腳剛走，圖書閱覽室裏面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歡呼聲。

“好，幹的漂亮。”

“victory。”

沈良和和鄭世龍他們都紛紛離去的周平雄的背影大叫起來。

柏舟示意大家保持安靜之後，走出了圖書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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